维护香港的信息自由

目录

关于我们
行政摘要
引言

1. 宪制保障与限制
   1.1 《基本法》
   1.2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
   1.3 档案法与信息自由法的缺失
   1.4 立法会与议员的角色
2. 《国安法》实施以来与公众数据采集有关的政府行动
   2.1 蔡玉玲案
   2.2 立法会会议纪录中删除议员姓名
   2.3 区议会会议纪录中删除议员姓名
   2.4 政府网站与报告移除内容
   2.5 政府拒绝提供资料的案例
   2.6 政府提出资料移除要求的案例
   2.7 新国家安全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3. 在香港行使信息自由的风险
   3.1 国安法律实施情况
   3.2 与信息传播有关的法庭禁制令
   3.3 《关键基础设施（计算机系统）条例草案》的风险
   3.4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4. 限制信息自由的影响
   4.1 偏离国际标准
   4.2 削弱新闻自由
   4.3 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衰退
   4.4 削弱公民社会监察功能
   4.5 财经信息受限
5. 补救措施
   5.1 法律制度
   5.2 行政当局
   5.3 商界、商会与投资者
   5.4 公民社会
   5.5 国际组织

结语

行政摘要

信息自由乃民主与良治之基石，有助促进透明度、问责及公众信任。自 2020 年《港区国安法》（HKNSL）及 2024 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SNSO）实施以来，香港的信息存取空间明显受限。这些措施严重限制香港的新闻自由及公民社会监督政府的功能，并促使政府收紧原可公开的公共数据，进一步偏离国际人权标准。

信息存取及传播日益刑事化，导致政府透明度下降、媒体空间受压，以及企业数据的可获性降低，其影响波及记者、商界、研究人员及国际组织。

香港信息自由的倒退，反映透明度、问责及开放治理的整体退步。当局有必要推动法律改革，提升行政及立法透明度；商界与国际社会亦应共同维护香港的信息自由及言论自由，以保障香港的长期稳定、经济竞争力及全球地位。关注香港的持份者亦应加强公民社会参与及国际问责，以协助恢复香港的信息自由，以及其作为国际金融及信息枢纽的声誉。

主要研究结果

1. 法律及制度障碍： 香港缺乏档案法及信息自由法，导致政府运作欠缺透明度，并增加公共纪录被任意销毁的风险。
2. 新闻自由受侵蚀： 记者面临审查、签证被拒、骚扰及逮捕，导致自我审查加剧，部分媒体亦撤出香港。
3. 国家对信息供应链的控制： 政府增加移除公共数据、拒绝信息要求，并透过法院禁制令限制重要信息的存取。
4. 存取及传播信息的法律后果：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国家机密」及「间谍活动」的定义可能过于宽泛或含糊，使研究人员、商界及记者面临潜在刑事风险。
5. 国际商业及投资风险： 金融数据透明度受限，加上国家安全法例的域外适用，可能削弱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补救措施

1. 法律制度： 制订符合国际标准的档案法及信息自由法，并透过司法程序纠正不当限制信息自由的裁决。
2. 行政当局： 停止不必要的审查及公共信息移除措施；落实联合国相关建议，修改或废除不符合国际人权义务的国家安全法例。
3. 商界、商会及投资者： 倡议清晰及具体地界定「国家机密」；强化企业政策，以应对政府过度的数据要求；并定期发布有关政府信息要求的「透明度报告」。
4. 公民社会： 加强对香港记者及研究人员的支持网络，并采用抗审查及分布式技术，以保障公共数据及数码档案。
5. 国际组织： 联合国及其他国际人权机构应持续监察及报告香港的信息自由情况，并加强对中国及香港当局的国际关注与外交倡议，以保障信息完整性及基本人权。